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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元明先生在他撰写的《二伯马毅》一文中说：“在抗战极其艰苦的时段，1939年二伯马毅投笔从戎，毅然决然奔赴中条山抗日前线军赵寿山部下，任野战军补充团中尉书记，具体承担军长办公室绘画油印宣传任务，并负责该军血花剧团《新军人》的版面设计。”还说其 “二伯马毅酷爱艺术，在父亲马德涵的熏陶下，绘画、雕塑、摄影、美工无一不精……1943年——1944年，马德涵、马毅父子在西安举办轰动一时的画展。这次父子个人画展，由中国国画大家关山月、赵望云（长安画派创始人之一）主持，在西安中山图书馆、西京招待所先后展出。”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53年西安市文化局从城建局接管钟楼后，将正式向广大市民开放。恰好当年国家文化部授予齐白石“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首都文化界为他举行的宴会，并与齐白石促膝相谈。西安市文化局为补充陈列，遂产生求赠齐白石作品的想法，以纪其盛。这个任务当时就落在了马毅身上，因为他的父亲和周恩来总理关系密切。他奉派拿着父亲的信去北京找周总理，经总理牵线成功地拿到了如今常年陈列在钟楼上的12幅齐白石真迹，分别为《墨虾》《牵牛花》《芦苇螃蟹》《枇杷图》《芭蕉青蛙》《鹌鹑与雁来红》《棕榈小鸡》《红梅喜鹊》《松荫图》《夏荷鸳鸯》和一副篆书“百家齐放 推陈出新”对联，这些作品超逸高迈，精妙绝伦，尺幅之大，题材之丰，令观者无不赞叹。

　　李小文文中还说：“1953年西安鼓楼修复工程已峻工。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是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和文化局朱茂青、刘肖达局长，鼓楼的内部陈设在战争中被毁而空空荡荡。所以将鼓楼的事宜交给了文化局艺术处处长蒋雄影先生。张锋伯副市长与蒋雄影、张影波同为民盟西安支部的成员，他早就听说张影波是齐白石的得意弟子，于是让张影波给白石老人写信索几幅大作。蒋雄影先生派出有一定能力的科员马义、王献武拿着张影波给白石老人的亲笔信到北京。然而到北京容易要见名画家白石老人可就难了。在张影波的安排下，先去到她的久久画社的同学王雪涛、李可染、李苦禅的家，在他们的帮助下，才见到白石老人。当白石老人看到他的得意门生张影波的亲笔信后，显得特别高兴，他愉快地答应了给西安鼓楼画几幅画。当时他已是94岁高龄的老人了。三天后他画好了十幅画，还写了两幅字。他画的画栩栩如生，清淡高雅，洋溢着浓郁的民族特色！”

　　收入马敦先生编著的《纪念著名回族爱国民主人士马德涵文集》的《马德涵先生次子马毅的生平介绍》一文说：马毅先生“解放初期一直负责西安市重大节日美术和摄影工作。例如：五一、十一、春节、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并参与西安十大建筑，例：人民大厦、邮电大楼、电信大楼……他还是北京人民大会堂陕西厅的美术设计负责人。马毅先生的一生是兢兢业业为美术事业献身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学习美术事业的一生，是吃苦耐劳埋头苦干美术事业的一生。”

　　陶浒还说：“我与马毅先生接触是七十年代末，因他大儿子马利朗与我是二十五中同届同学，下乡前因同是文化局子弟一起在新华书店劳动，下乡后也经常来往。因马毅是摄影家，经常去他家看书和请教摄影知识，1981年我美院毕业待分配期间，马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随他去西宁办展，当时西北五省轻工业展览在青海西宁，他受托西安轻工局去办展，让我做助手，条件是坐飞机去，我随他从西安飞兰州，兰州飞西宁，二十多天吃住在一起。马毅先生人消瘦，但精神十足，烟不离口，每天达四包，晚上睡觉咳的厉害，但工作起来认真，一丝不苟，责任心极强。随他到青海去参观了塔尔寺、青海湖，一路上给我传授了不少摄影技巧，在兰州我还随他去拜访一位首长，谈了他父亲马德涵当年解救西路军的一些事情和细节。”

　　陶渠先生创办的光武制景公司，当年逐步发展到西北五省。1953年他参加了易俗社，在易俗社他设计了大小约上百个剧目的舞美，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秦腔的舞台美术事业。演出的秦腔《三滴血》，包括长春电影厂拍摄的戏曲电影艺术片的舞美设计，全由陶渠先生担任。当年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到西安演出，舞美设计也是由陶渠先生搞的。1959年陕西省戏曲汇演献礼演出时，他受字幕幻灯的启发，和灯光研究用聚光灯改制成当时最初级的土幻灯机，在《貂蝉》一剧中首次进行试用，可算是西安舞台上最早的幻灯景。

　　陶浒和他小弟陶智都是西安美院毕业的学生，他是师范系，弟弟陶智油画系。记得陶浒和他的同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蔺宝钢合作，为玉祥门里莲湖路上的台湾酒店创作的巨幅壁画《台湾风光》，我专门去欣赏，感觉很震撼。这几年陶浒，为我出版的《记忆老西安》和编辑的《名人眼中的碑林》《碑林地名故事》《十说碑林》《名人看未央》《名人话未央》，还有李连源的《西安旧事》设计封面，创作了一批精美的插图。我还推荐他给《西安晚报》副刊，以及西安饮食公司下属的春发生酒店、西安饭庄的门面包间干过装修设计，他画的这些老西安的街巷和建筑物，被我的同学油画家林安令评价为是“带着包浆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