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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是一个充满了美学化的物质制作的世界：从皇家的宫殿、陵庙，祭神的坛场、殿宇，中产阶层的坟墓、祠堂，到这些设施内的装饰、器件与家具。大一统造成的国家财力之集中，官僚制导致的中产阶层的出现，以及为服务这新的社会结构所构建的新的象征系统，使秦汉的物质文化景观，无论形态、规模还是分布的范围，都与商周的截然有别。以国家的祭祀设施为例，至西汉末年，设于全国的殿字或坛场，可高达1700余所；考古出土的东汉中产阶层的画像墓祠，则无虑数千座。那谁是这一物质文化景观的制作者，他们又如何工作，如何生活呢？以往秦汉史的研究，虽颇从“工官”之组织或“手工业生产”的角度，稍及此话题，但以物质文化或艺术史为视角，揭示这制度化生产中的人性之维，李安教教授的《秦汉工匠》一书，乃是目前唯一的一部。

　　《秦汉工匠》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是介绍书的研究之思路、书之结构和以下各章大意的。第二章讨论的，是秦汉人关于工匠的观念，以及工匠的社会地位；内容包括对战国秦汉时代关于“人造物”起源的理解， “士农工商”的阶层四分，以及秦汉工匠实际享有的社会地位等。在这一章里，作者揭示了一个有趣而重要的现象：人造物在观念中的地位之高，与制作者的社会身份之卑，盖按秦汉的观念，人造物不仅有神圣的起源，其形态乃宇宙图式的体现，制作工艺的优劣，亦尤为一时代之政治与道德的表征，这后一想法，与西方称的“艺术乃时代精神体现”，已近于同调。但这并未提升制作者的身份；相反，在精美的价值等级中，工匠作为阶层，则颇受鄙视。这一现象，或与秦汉人造物的“动源”有关：由于秦汉“手工业”生产的官僚化，启动、主持生产的，便往往是官僚士人，人造物体现的，亦多为精英者的意图。制作者作为意图的“动源”而崛起，尚有待中古时期。

　　第三章《作坊中的工匠》，乃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它讨论的，是秦汉作坊的组织形态、制作流程与工作环境。除了综合文献史料以全面呈现工匠的工作，作者又具体考察了一组有代表性的考古出土物，如画像石。通过对其物质性遗痕的入微观察，作者可信地复原了其制作的完整流程：从采石、切块、打磨、上样、雕刻，到最后的补充细节；而后，作者又根据画像的形式特征，对工匠曾使用的工具，作了准确的推断；方尺、圆规、模印、粉本等等。这一部分内容，可称“如何把沉默的人造物转化为言语性史料”的方法论示范。

　　谈宴作坊，作者的目光，即转向市场，这便是第四章的内容：①；内容涉及工匠的服务、产品之范围、商业道德、产品推广等。其中从现代广告与传播的角度，对汉代钢镜铭文的讨论，尤亲切而有味。故上章所讨论的，偏为人造物的②，本章则是关于流通和消费机制的。至此，作者便从观念、社会地位、生产、流通、消费等视角，完成了一幅秦汉工匠的“通景画”。在最后两章中，作者又拉近镜头，聚焦于两个特殊的工匠阶层：宫廷中的工匠与戴镣铐的工匠。这样从透景到细部，全书的结构，便完备而勾称了。第五章如题目“宫廷中的工匠”所示，乃是讨论处于本阶层之顶端的秦汉之工匠的，印皇家宫殿、设施、器物、装饰与绘画的制作者。进入最后一章，我们便由秦汉工匠的顶端，一步跌到了谷底；标题所称的“戴擦烤的工匠”，指③，即参与手工业制作的刑徒、奴婢与服徭役的平民。在这一章中，作者再次施展其“使沉获物说话”的好手段，以秦始皇陵、汉阳陵、洛阳刑徒坑的考古发掘为例，通过对“物”的细读，复原了刑徒工作环境的危险、卫生状况之恶劣，及所遭受的鞭挞与折磨；笔触细腻，富有人性之敏感。

　　艺术品的“消费”，是一种奇怪的经验。我们消费一盏灯、一块糕点，很少问谚造了它，怎么造的，又如何销售。但对艺术品而言，这一类信息，则是我们消费体验的基本组成。通过这种信息，我们方可体会艺术制作中所注入的具体人性，并保持与普遍人性的共感。但对早期艺术史而言，这种研究是不易开展的；基如此书所展示的，由于工匠的社会地位低下，其创造的行为，很少见于记载。从这个角度说，李安敦教授的《秦汉工匠》一书，便是人的智力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所开展的富有想象力的垦殖。他以开阔的视野，考察了黎汉工匠之生活、工作的各个侧面。借由其考察，我们对秦汉人造物的社会、经济与人性之难，得以有系统的把握，并可借为隐喻，去理解秦汉帝国的荣袭与兴亡。

　　要想从一些难懂且偏颇的史料里提取信息，进而重构对一个职业阶层的认知，这绝非易事。这个阶层在他们的时代里遭人贬低，在后世被人遗忘。几十年前，在现古学的新发现出现之前，秦汉领域的研究资料少得可怜。学者对重构工匠的社会史一事不抱希望。诚然，我的研究成果仍有待丰富，但我希望本书至少能对新领域有所贡献，也为日后的研究开拓新路径。我相信，更多关于秦汉工匠的资料将会陆续出土，有朝一日。学者将能更生动而丰富地阐述这群男女老少的生活故事。这些人真正缔造了中国。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为理所屈，皆能行之，而诚未必加也。若汉文帝之于务农，唐太宗之于从谏，几于诚矣。或问二君之诚孰愈？余谓文帝于言不足而意有余未尝为外貌观美繁于词令而形于制度不过诏令丁宁而已。知稼穑者必尚俭，彼身衣弋绨，足履革舄，集书鼐为殿，惟罢露台，却走马，此其意可见也。太宗每见贤臣则求谏，援引古今，出入经传，玩慨古昔，语必成文，此虽无害于闻过，而有好名之心焉，此于诚有所不及也。意有余者忘言，实已修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尝恨不扑杀此老，文德皇后问谁，帝曰：“魏征。”夫太宗之信用征如此，而犹有杀心焉，则其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或未必诚也。且好谏者不讳其过，而魏征以谏草与史臣，帝闻而怒，遂有仆碑罢婚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疑其不信，余谓或有之。

　　夫太宗之于征，方盛怒而欲诛，闻后言之善，则悦而从之，太宗岂终怒哉？汉、唐之英主，无终朝之怒，此犹以义理而矫其失者也。本朝仁宗皇帝，仁厚之主也；亦尝有所不堪而怒，寻复诲之，君亦之事是也。介弹彦博，仁宗怒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谓唐德因贵地得放杖，是何言也？介面质唐得，其争论切，仁宗大怒，王安甚厉，众恐祸出不测。是时蔡襄复起修法，立殿陛，即进曰：介浪狂妄，然纳谏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贷。遂召当制命人就殿庐草制，既春州别笃。明日，御文中丞王举正救解之，上亦中悔，改为英州则笃，仍从介言，罢彦博政事。其后召介，介复为御史大。仁宗暂怒而即悔，不惟无恨介之心，又使之再在言路，真所谓圣度如天，非汉、唐二君所能及也。

　　面对“久坐”这一新型健康风险，国际最新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碎片化运动。__。这意味着，你不需要硬挤出完整的1小时去健身房系统训练，也不必担心无法完成高强度的专业课程。上班路上提前一站下车步行、等电梯时的几次深蹲、午休后绕着办公楼快走一圈……这些“微运动”看似微不足道却容易做到，只要我们长期坚持下去，就会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从低强度的步行、伸展，到中高强度的快跑、跳跃，都可以成为你的“运动零食”。

　　古代的君主，资质在中等以上的，屈服于道理后，都能施行德与理，但不一定能做到诚心诚意。就像汉文帝重视农业，唐太宗善于纳谏，几乎做到真诚了。有人问这两位君主谁的诚意更深厚呢？我认为汉文帝言辞表达有所欠缺，但心意真诚有余，不曾为了表面好看，用繁缛的言辞来制定制度，不过是在诏令中反复叮嘱罢了。懂得农事艰辛的人一定会崇尚节俭，他身穿粗衣，脚上穿着生皮做的鞋子，收集书囊来装饰宫殿，只停建了露台，拒绝了快马，从这些事情中就能看出他崇尚节俭的心意。唐太宗每次见到贤臣就征求谏言，引述古今事例，涉及经传典籍，感慨往昔，言辞必定成章，这虽然不妨碍他听闻自己的过错，但有追求名声的心思，这在真诚方面有所欠缺。思想充实的人不会在言辞上过多表达，品德修养完备的人不会追求名声，这是必然的道理。唐太宗曾愤恨地说恨不得扑杀这个老家伙，文德皇后问是谁，太宗说：“魏征。”太宗如此信任重用魏征，却仍然有杀他的念头，那么他平日对魏征深切敬重并深信不疑，或许未必是出于真心。况且喜欢纳谏的人不应回避自己的过错，而魏征把谏书的草稿给史官，皇帝听说后发怒，于是有了推倒魏征墓碑、取消儿女婚约的事情，为什么发怒如此之深呢？像这两件事，有人怀疑太宗对魏征并非真心信任，我认为或许是有的。

　　唐太宗对于魏征，在盛怒的时候想要杀掉他，听到皇后说得有理，就转怒为喜并且听从了她的话，唐太宗难道会一直对魏征发怒吗？汉朝、唐朝的英明君主，没有持续整个早晨的怒气，这还是用义理来矫正自身天性的缘故啊。（仁宗皇帝）也曾经有忍受不了而发怒的事情，不久又后悔了，唐介的事情就是这样。唐介弹劾文彦博，仁宗愤怒地说：唐介说其他事倒还可以，至于说文彦博是通过贵妃才当上执政大臣，这是什么话啊？唐介当面质问文彦博，他们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仁宗大怒，声音十分严厉，众人担心会有难以预料的灾祸发生。当时蔡襄担任起居注官，站在殿阶之下，立即进言道：唐介确实狂放直率，但接受劝谏、容纳进言是君主的美德，希望陛下一定要全都宽恕他。于是仁宗便召来负责起草诏令的舍人到宫殿旁屋起草诏书，将唐介贬为春州别驾。第二天，御史中丞王举正解救他，皇上也中途后悔了，改任他为英州别驾，还听从唐介的话，罢免了文彦博的宰相之职。之后，皇帝召唐介回来，再次任用他为御史大夫。仁宗只是一时发怒，很快就后悔了，不仅没有怨恨唐介的心思，还让他再次担任谏官，这真可谓是圣明的度量如同天空一般宽广，不是汉、唐两位君主所能比得上的。